感冒初起，邪在皮毛，必须汗解，不宜早用寒凉之味，如石膏、黄芩、黄连等，以免寒凝邪闭，引邪入内，延缓愈期。
然解表清里，同时并用，配合得当，常收显效，古方中不乏先例，如：
- 黄芩配柴胡，
- 栀子配豆豉，
- 黄连配葛根，
- 石膏配麻黄，
皆为解表清里之剂。
余常以石膏配桑叶、菊花、薄荷，治高烧不恶寒而脉数者，往往一药而愈。
《内经》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然发汗剂，并无固定成方，应辛凉或辛温，若阳气过盛，内热炽（chì）张，仅用桑、菊、薄荷而汗不得出者，加入石膏反能汗出溱溱（zhēn）而解，此以阴和阳之意也。
常见夏月高烧，口渴嗜凉，患者自饮凉水，或吃冰块，或吃冰淇凌而汗出热解，此亦用石膏之意。
盖石膏味辛气寒，与芩连之苦寒不同，芩连清里热而无走表之力。
石膏味辛性寒，质重气轻，味辛故能解表发汗，性寒故能清气泻火，质重入胃，气轻入肺，故能大清肺胃之热，是既能清里又能解表。
故高烧不恶寒，口渴，脉数大，病在阳明经证者，用之神效。
然邪结在里，大便燥结，日晡潮热，而成阳明府证，则为大承气证，又非石膏所能治矣。
《伤寒论》中大青龙汤，石膏不写剂量而写如鸡子大，如鸡子大之石膏其重量必在60克左右。因此，每剂药用量不应少于30克，热重者可用60~120克。
而现代之药师多谓石膏用10克即达到饱和量，多用无益。临床观察，量之大小，其效力大不相同，10克与30克其效不同，30克与100克效力更不相同。
且《伤寒论》中用石膏必写碎，其为用生石膏无疑，而后人多畏其寒而用煅者，已失古人用药之旨，张锡纯《衷中参西录》中论之颇详，兹不多赘。
余于《温病刍言》中已论及，但脉大必须数大有力，方为用石膏的据，如高烧脉来洪大，举按无力，豁豁然空，乃是虚脉，如误用石膏必然腹泻，以其中虚不任寒凉。
斯时如不知改弦更张，改用甘温除热法，必然造成不良后果，毫厘之差，其谬千里。补中益气汤、当归补血汤即为甘温除热之有效方剂，正为此脉此证而设。
但亦必须认证无误方可用之，否则贻害无穷。然夏伤暑，高烧而脉虚大者，石膏尤所必需，但伤暑而兼泄泻者石膏又非所宜。
故医者不难于用药而难于辨证，辨证不误，用药方能无错。
石膏用于温病，固属药证相当，而杂病中亦常用之，所谓有是证用是药。
余于感冒、哮喘用之，痢疾、胃炎、阑尾炎用之，脑意外、高血压亦用之，凡一切病之符合于“三大”者皆用之，用之得当，屡建奇效。
石膏为清热退烧之剂人尽知之，然用石膏之标准不能以体温计为依据。
如体温高达40℃而肌肤之热并不灼手，脉亦郁数不扬，此时体温计虽高，不应用石膏。
如体温仅38℃左右，而肌肤扪之灼手，脉亦洪大，即为石膏之适应症。
尚有寒热往来之高烧，每天定时先恶寒继则高烧40℃以上，西药各种抗菌素，中药大剂白虎汤，愈服愈剧，恒有数月不愈者，此时当先去其寒，其热自解。
余常以柴胡桂枝汤一剂而愈，屡试不爽，但服药时间，必须在恶寒前二小时，否则服药无效。如单纯根据体温而用凉药则误矣。
(柴胡桂枝汤：柴胡5克，黄苓10克，清半夏9克，党参9克，生姜3克，甘草3克，大枣3枚，桂枝1克，杭芍9克。)
感冒初起，既不能早用寒凉，而滋腻之药，如生地、麦冬、元参等，更当禁用。因滋腻固邪，使邪无出路，犹如关门辑盗为害实大。
风热被滋腻纠结不解，内侵于肺，肺络受灼，即有咳嗽吐血之虞，所谓伤风不醒便成劳。
先君静斋公著有《养生医药浅说》，对此论之綦详。回忆余幼年侍诊时，亦屡屡提示，以为用药之戒。
感冒一证，在临床最为常见，病例虽多，总不出上列二方范围。惟风温一证，变化多端，余著之《温病刍言》已有论述，并有病例可资参阅。
王季儒教授简介：天津著名中医，民国时期医家王静斋之子，17岁随父开始正式学医，后拜当时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先生为师，以善治温病闻名于世，世称“石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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