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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体患病有新久之分，受邪有轻重之殊，发病有缓急之别，在辨证施治中，对于急性病可以针对病情使用“八法”,一鼓作气，克邪制胜；而对于杂症久病和年老患者，则当以顾护“后天之本”为要务。如果忽视了脾胃这对关键脏腑，处方用药欲求满意的疗效，则恐比之“缘木求鱼”，难以达到目的。现就杂症久病必须重视脾胃，处方用药务宜平和的问题，陈述于下。
《内经》有关脾胃的生理活动，论述精辟。
例如《灵枢·五味》说：“胃者，五脏六腑之海也，水谷入于胃，五脏六腑皆禀气于胃。”
《素问·经脉别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
这些都生动地描述了脾胃在人体生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当人在长期生活中，或因外邪，或因内伤，或因饮食劳倦，无论伤及何脏何腑，均可影响脾胃的输运与生化。所以治疗杂症久病，胃气有损之时，重视脾胃这对关键脏腑，是整体治疗中首应关注的。
历代医家对于脾胃论述颇多。金元时期李东垣著《脾胃论》，创补中益气、升阳益胃等法；清代叶天士则又创甘凉濡养胃阴之新见。华岫云在《临证指南医案》按语中引叶氏论“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充分反映李、叶二氏在《内经》基础上对于脾胃生理活动和治法的论述得到相互补充和完善。后世医家，在临床实践中屡试不爽。
《内经》还强调“胃气为本”“得谷则昌”，说明人之生命活动和受邪后治疗的成败与脾胃“后天之本”关系密切。
试观陈可冀院士于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清宫医案》,有关“运用《局方》方剂治疗脾胃病的经验”（《上海中医杂志》1982年9月）中，不论其湿邪外浸，或浊饮内停，或肝郁乘脾，或脾气虚，或脾阴虚，其主方随证而施，但大多于方中佐入神曲、山楂、麦芽、陈皮之属，以助其运化之力。“清宫皇家”养尊处优，弱不禁风，且恣食膏粱厚味，故御医特别注重脾胃。
当今社会，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近20年来，饮食结构明显改变，吃荤已较普遍，大多数人已由数千年“藜藿之体”逐渐转变成“膏粱之躯”。忽视这一生活现实，对于疾病就难以正确辨证，也无法做到因人制宜。
《中医杂志》（1983年1月）曾发表江育仁老中医有关“脾健不在补，贵在运”的文章。【书友会按：本文我们曾发过，大家可以点击链接回顾一下脾健不在补，贵在运】
江老说：“运者有行、转、旋、动之义，皆动而不息之意。运与化是脾的功能；运者运其精微，化者化其水谷。”
这虽然是他治小儿病的经验，但足可为治疗慢性病注重脾胃之重要参考。
我有鉴于此，每遇杂症久病，即使虚者应补之例，也常于补气养血、滋阴润肺等方中适当佐入消化疏运之品，如焦三仙、陈皮、鸡内金之类，务使“补而勿滞，凉而勿凝，温而不燥，消而不伐”,未见有妨碍或降低补益剂及温凉剂的疗效，相反有利于促进脾胃之受纳与运化，使治疗主证之剂更能发挥药效。
尝见高热或呼吸系统急性炎症，经1周以上大量西药抗炎治疗，主证虽缓解而食欲一蹶不振，这恐亦属中医所谓“苦寒之药有伤胃气”之范畴。
- 病案1
我曾治一病人，沈某，男性，52岁，因患肺癌，经手术切除并化疗、抗炎后，饮食难进，口干不思饮，大便如羊屎，形容枯槁，舌光无苔垢，脉象沉细而数。按辨证论治，应予甘凉濡润养胃一法。初诊给予叶氏养胃方，但服后觉脘胀而无好转，复诊于原方增入神曲、生谷麦芽、生山楂、生鸡内金、枳壳、陈皮具疏运流动之品，患者服5剂后渐觉脘舒，知饥而饮食渐进，精神渐振，从而使病躯得以暂安。
- 病案2
又如肾炎之慢性者，久病气阴必伤，因而出现面无华色、头晕腰酸、入晚或有微热、易汗出、体乏神疲，尿检蛋白、红细胞长期不消失，理应予以滋养肾阴、甘温补脾，用知柏地黄丸加龟板、二至丸合理中汤加黄芪等治疗，但有不少患者服药数剂后即感食欲减退，于是在上述方药中辅以疏化之剂，使之既可药中病机，又能不碍脾胃之输运，往往收到较好的疗效。像这样的随证处理，不胜枚举。
我临证50载，常在药物配伍与剂量上慎重斟酌，对于急性重病或虚脱危候，必投药专量重猛剂，才能挽救于俄顷，但对内科杂症久病及老年患者，无论何种疾病，治法或汗或泻，或清或温，或补或消，处方用药，总宜平和为贵。
吾尝阅览焦树德所著之《用药心得十讲》和北京、上海、浙江不少著名老中医的临证经验，现已出版的“医案”和“医疗经验”中，都能反映老一辈对疾病辨证精确，处方熨帖，剂量平稳。
例如近贤蒲辅周在辨证论治中均能以轻灵的处方，达到出奇制胜之境界。高辉远曾评价他“配方严谨，药味少，剂量小，同样收到较好的疗效”(《蒲辅周医案》)。
蒲老常说：“须知药物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并认为“药味多，用量大，疗效作用就强，是一种偏见”。
他又说：“药必适量，不宜过大，既要避免杯水车薪，也不能药过病所。”“人病了，胃气本来就差，药多了，加重其负担，反而影响吸收。”(《蒲辅周医疗经验》)
以上这些谆谆告诫，是蒲老数十年临证经验之结晶。我服膺他金针度人之良言。
在临证中，确曾不止一次地看到不少慢性杂病的处方，如党参、黄芪、熟地、阿胶等每日量超过常规剂量的1倍或2倍，且一方堆积较多补药。这类处方，暂服尚无大碍，然而多剂服用，病人未觉症状减轻，反致拒食不饥者不少。
有的处方连麻黄质轻力峻之药也有用常规量的1～2倍者。殊不知慢性病大多虚实夹杂、多脏腑疾病并存，势难胜任重剂，也不可能达到“一剂知，二剂已”的想象效力。孟子曾有“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之论(《四书集注·孟子篇》)，当可比喻用药如过猛，反使药性逆而不顺，非但无益而反有弊。
古圣贤所述之哲理与当今蒲老之告诫是相一致的，所以我在处方用药上坚持掌握轻重缓急之殊，遵循“理、法、方、药”原则，不越规矩准绳，但也绝不保守从事，而是因人因病制宜，灵活施治，尤其是对慢性杂病用药，主张徐图收效，俟其水到渠成，遵循《内经》“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毋使过之，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