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临证，是医生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为用，相互促进。由读书获得理论知识，用理论指导临床实践，在临证中检验中医理论，并在临证中慎思、明辨、继承、创新，进而发展中医学术，提高诊疗水平。
我于1958年考入河南中医学院（现为河南中医药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我崇尚致中和平，精心研读《黄帝内经》《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博采百家之长，勤于临床探索，在多年的教学和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医术特色。遵循《黄帝内经》“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脏，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之旨，我在临证中对“异病同因”“异因同病”等复杂病证，明辨求本，洞悉症结，求其所主，或攻补兼施，或温凉同进，或标本先后，或主次逆从。在临证过程中，有常有变，知常达变，有缓有急，层次井然，皆可法可从；结合临证经验，创立了具有临证特色的八法：疏利法、涤浊法、轻清法、灵动法、运通法、燮理法、达郁法、固元法；在长期的教学和临床实践中，结合临床实际，精研医术，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动、和、平学术思想。
学术五观
利用诊疗之闲暇，我精心研读了中医四大经典，并广采百家之长，勤于临证实践，形成了动、和、平学术思想，即和态下的运动发展观、和态失常的疾病发生观、病证变化的动态观、动态的和平辨治观、临床治疗的动和平观。
和态下的运动发展观。在正常情况下，人与自然、人体自身都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和态，即和谐状态下的运动发展变化。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对立统一矛盾的结果，而且事物都是在局部不平衡的运动中求得总体平衡、生存与发展。人的机体之所以能够进行正常的生命活动，就是阴与阳相互制约、相互消长取得统一，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和态。人体的和谐平衡，是发展着的动态平衡，各脏腑、组织、器官在生理机能上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协调状态，即动态平衡，是动的和态、平态。
和态失常的疾病发生观。运动过程中的和态，是人体生命维持正常的保证，是生命运动向前发展的基础。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人体生理机能和态被破坏的结果。机体阴阳、脏腑、气血、气机、营卫等失和，即发生疾病。某种病因作用于机体，使相对平衡而有序的和态遭到破坏，即“阴阳不调”“阴阳不和”或“阴阳相失”，便产生疾病，即和态、平态的失常。
病证变化的动态观。疾病是人体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一种运动形式，任何疾病都不是静止的。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或同一发展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疾病的证不断发展转化，表现为不同的证候，病证是动态变化的。
动态的和平辨治观。人体之气血阴阳等都有可能产生“不和”之处，治之之法，当为和法，“和法之制，和其不和也”，现代中医学家蒲辅周说：“和解之法，具有缓和疏解之意，使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脏腑阴阳气血的偏盛偏衰，归于平复。”充分说明了治疗的目的，是纠正“失和”之态，即“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临床治疗的动、和、平观。机体是动态发展的，疾病是动态变化的，证候是动态演变的，所以治疗也是随证变化的，是动态的。治疗中应用和法较多，譬如疏利法、涤浊法、达郁法、夑理法、灵动法、运通法均属于和法范畴。用药平和是我的临床治疗特色之一，比如固元法中的补元气汤，用菟丝子、山萸肉、枸杞子、补骨脂、淫羊藿，味辛甘、性温或微温，非大辛大热，温补肾阳兼补肾阴，阳得阴助而源泉不竭。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我创制的经验方：谷青汤，方中的药物，非大苦大寒之味。疏利法选用的药物更是平淡之味，从平淡之中见奇功。
辨证六要
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我经过分析、梳理，总结出了临证思辨六要。辨证乃临床之首务，正确的辨证又是良好医疗效果的前提。
辨证中之证与证外之证 注意其杂
辨证中之证，即临证时注意抓住主要症状。可以从3个方面着手：一是患者只有一个病，但伴有许多症状，比如失眠患者，往往有心烦心慌、头晕耳鸣等症状，很显然，失眠是其主要症状。二是有一些患者说出许多症状，觉得浑身都是病，也说不出什么是主要症状。对此，医生要仔细琢磨，多费心思，找出主要症状。三是一个患者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病，究竟是治其一，还是兼而治之，根据具体情况，从整体出发，权衡利弊，分清缓急，遵照《黄帝内经·素问·标本病传论》“谨察间甚，以意调之，间者并行，甚者独行”之旨，做出恰当处理。主要症状之外，还有许多次要症状，主要症状与次要症状既密切相关，又是动态的，其间要注意其“杂”。
辨静态之证与动态之证 注意其变
病证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静是相对的，动是绝对的。因为疾病是在人身上发生的，除病邪本身变动外，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活动机体，尤其是服药以后，其证变动更是明显，所以医者不但要知“病之为病，而且要知动之为动。”证变治亦变，有是证用是药，证型决定治疗措施，尤其要用“动”的思想，分析“变”的成分及多少。
辨有症状之证与无症状之证 注意其隐
在临床实践中，时常有许多患者症状较之疾病滞后或提前消失，即所谓“无症可辨”，比如肝病无症状性的谷丙转氨酶升高，各种肿瘤的早期阶段等，这些疾病在某些阶段往往“无症可辨”。对此，医者应根据患者的体质、既往病史，用“动”思想，观察“和态”失常多少，注意其“隐”的病情，借鉴现代医学的各种理化检查手段，参照现代中医药研究成果等来寻找“蛛丝马迹”，进行分析，找到“隐形症状”，变“无症可辨”为“有症可辨”。
辨宏观之证与微观之证 注意其因
所谓宏观之证，是指具有明显症状表现的证候，容易观察到，也容易辨识；而微观之证则相反，由于受条件限制，不易辨识，不能找到疾病真正的病因所在。因此，必须把宏观之证与微观之证有机结合起来。对此，我时常对弟子们说：“各种疾病都有其致病之因。治病求因重要，求因中之因则更重要。微观能微到症之最少偏颇处，在治疗上方能丝丝入扣。”
辨顺易之证与险恶之证，注意其逆顺易之证与险恶之证关乎“神”，《黄帝内经·灵枢·天年篇》记载：“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以脉证来分析，脉证相应是顺证，不相应是逆证，即险恶之证；以形证来讲，眼光发亮，精神充足，言语清亮，神思不乱，肌肉不萎缩，气息如常，大小便不脱，虽其脉有可疑，尚无足虑，以其形之神在也。若目暗睛迷，形羸色败，喘急异常，泄泻不止，或两手寻衣摸床，或无邪而言语失常，虽其脉无凶候，必死无疑，因其形之神去也。临证之时，医者尤其要注意其“逆”。
辨正治之证与误治之证 注意其伤
在具体病例的整个诊疗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反复判断的情况，即使判断正确，也需要反复判断，即“动态”的。在临证时，医者不仅重视初诊，还要重视复诊。我深知，许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很难一药而愈，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治疗才能获效。因此，就少不了复诊和多次复诊的问题。初诊重要，复诊更重要，可以说复诊是认识疾病的深化过程。对于服药后病情加重的患者，除用药失当外，常有药性与病性相争较剧，表现病情加重之象，必须区别对待，要慎而重之，尽量达到“平和”。对于服药后出现不良反应，比如呕吐、皮肤瘙痒、腹痛、腹泻等，要查其所因，各得其宜。
总之，医者对患者服药后的每个变化，都必须认真对待，切不可疏忽大意。因此，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始终要注意“伤”字。
临证八法
在临证过程中，对于内科杂病的治疗，我深感其杂其难，通过诊治疾病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对这些经验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临证八法。
1.轻清法。采用轻清上浮而又凉散的药物，治疗因风热（火）而导致的头部诸多疾病的治法，代表方为谷青汤。
2.涤浊法。在内科杂病中，浊阻之证较为多见，根据《黄帝内经·素问·汤液醪醴论》记载：“去菀陈莝……疏涤五脏。”之旨。立涤浊之法，治疗浊阻之证，分为浊阻上焦、浊阻中焦、浊阻下焦三大部位，又分别施治以不同方药，属于和法范畴。
3.疏利法。疏是疏导，有分陈治理之义；利是通利，有运行排遣之义。选择具有疏通经络、利湿消胀的药物，治疗水湿失于输化，出现全身瘀胀，似肿非肿的经络湮瘀证候，命名为疏利法，属于和法范畴。
4.达郁法。郁证是临床最常见的病证，多因郁结痞滞，凝结不通所致。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失当，感受疫疠之邪等，皆能生郁。根据《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记载“木郁达之，土郁夺之，火郁发之”之理，设立达郁汤法，代表方为达郁汤，属于和法范畴。
5.运通法。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气失运，胃气不通，出现腹胀，纳呆，食少、嗳气、大便不畅，舌苔白厚，脉呈怠缓或沉滞。根据“腑以通为顺”“脾以运为健”之理，立运通之法，代表方为运通汤，凡水、湿、食、气停滞之轻证，皆可以此方加减治之，亦是脏腑同治之法，属于和法范畴。
6.灵动法。在临床上，有许多内科病，宜轻而取之，若用重剂，会适得其反，遇到此类病证，用其有轻灵，或伶俐之性的方药进行治疗，效果较好，名曰灵动法。一般来说，此法适宜小虚小实之证，具有药味少、分量轻，或药味虽多而分量很轻的特点。药虽轻，但颇有灵动的作用，缓缓治之，渐治渐佳，属于“王道”用药。此法应用较广，难以一方概括之，故未立方，属于和法范畴。
7.燮理法。燮是和、理、调之意。在内科杂病中，经常遇到阴阳、气血、脏腑功能失调等病证。用调和阴阳、调理气血、调理脏腑方法，使失调的状态恢复常态，取名燮理法，只要掌握其要领，自能灵活运用，左右逢源，曲尽其妙，属于和法范畴。比如山前汤的生熟并用，一刚一柔，一阴一阳，颇具燮理之能。
8.固元法。元气是人身之根本，元气旺则身健寿永，元气虚则易罹疾患，且又缠绵难愈，往往出现正虚似邪之象，若以外邪治之，非也，应培补元气。此法多用于治疗久病，或正气内夺，或正虚似邪之证。这是治疗一般元气虚弱之证，元气大虚或暴脱，应选固元挽危之方药，不可不知，不可不慎。
以上八法依据具体病情，可单用，可合用，可交替用，贵在一个“活”字，方可取得预期疗效。
（本文由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胆脾胃科主任孙玉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