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讲，普通感冒是外邪突破身体呼吸道的第一道防线——肺卫，顾名思义，就是保卫身体、抵御外邪的一股正气，正常的时候出入体表“巡逻”，一旦邪气入侵就奋起反抗，便会出现恶寒、发热、无汗等表证，这时发发汗其实是在帮助卫气御敌。
若是风热邪气不仅冲破防线，还深入肺部，造成肺气郁闭、实热内结，让肺气无法顺畅运行，若这时发汗就相当于加重内热，背道而驰了。为此，本文为大家介绍一个针对肺热的方子。
麻杏甘石汤
出于古今度量衡、药材质量、体质差异等原因，原方剂量很难照搬，
当下使用可参考：麻黄3克，北方尤其是西北人可适当多用。杏仁10克，石膏30克，甘草10克。煎药时，麻黄先煎 20~30分钟去白沫，石膏先煎15分钟。
从《伤寒论》原条文“发汗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能够知晓，麻杏石甘汤最初是在桂枝汤证的治疗过程中，错误地运用汗下之法，使得邪气入里化热，壅滞于肺，进而引发喘证的变通用方。
具体来讲，起初患者受风寒侵袭，呈现发热、出汗、怕冷畏寒以及鼻塞等症状，按常理应当使用桂枝汤来驱散风寒、调和营卫。然而，实际治疗却错误地采取了发汗或者泻下导热这类不当手段，致使邪热由肌表迅速深入内里。
此时，患者表现出高烧不退，无论有没有发汗，关键在于人已经不再怕冷了，还伴有咳喘症状。这时的肺就像被持续加热的高压锅，压力渐增，引发持续高热、剧烈咳喘、咳黄痰、口干舌燥等肺热症状。
这里提到的“无大热”，并非指患者实际体温不高，而是意味着邪热已然内陷至肺部，体表已无高热之象。
《伤寒论》指明麻杏石甘汤的核心主证是“汗出而喘”。出汗表明人体肌表处于疏松、开泄状态；而喘则反映出肺气受阻，不能顺畅宣发肃降，肺气被遏阻后，郁而化热，热气上冲，最终引发咳喘。
因此，治疗此类高热，需表里双解，既散体表风热，又清泄肺内邪热。而麻杏甘石汤可开肺气、清肺热、降肺逆，用它清热宣肺平喘就十分对症了。
麻黄性辛温，入肺、膀胱经。在麻杏石甘汤里，它既能宣肺平喘，又能使热邪从肺表出，驱散表邪，不过重点还是在于开启肺气，疏通肺的气机，故而用量不必多。
临床一般用1~2克麻黄即可，取其“轻清上浮”散表、升清之功，多用则耗散真气，需人参补救，才能挽回耗散真气、生津。
麻黄生于我国西北，为绿色管状细草，气味俱薄、质地轻。古人肌肤致密、肺气刚强，单用或与桂枝配伍能发汗，如今人们体质有变，临床多用制麻黄，制麻黄经蜜制，就有了蜜“甘缓”的特性，发汗就不那么厉害了。
接下来就是杏仁，其性苦微温，归肺、大肠经，在方中着重取用其降气平喘之效。一旦肺气遭受外邪侵扰，无法顺畅地向体外宣发，热邪便会郁积于内，进而引发高热；肺气不能正常向下肃降，就会导致咳喘连连。
正如《黄帝内经》所云“肺苦气上逆”，而杏仁不仅可降逆气，还有轻微开表之功，同时兼具通润大肠之效，借润大肠之力助力降肺气，二者相辅相成。
如此一来，方中的麻黄与杏仁相互配合，一宣发、一沉降，协同作用，使得肺中气机得以恢复正常的循环流转，进而实现止咳与平喘的功效。
以上两味药还没解决肺热，所以方中又加入了生石膏，其味甘、辛，性大寒，归肺、胃经。其功在清泄肺胃之热，既能将体内郁热透散而出，又可滋生津液以顾护胃腑。
与此同时，石膏凭借自身辛寒清肃之性，与杏仁配合，共同作用于肺脏，就如同为体内紊乱的气机“拨乱反正”，让肺这口“高压锅”里的热气，能有条不紊地从“通气孔”，也就是人体的气道排出。
谈及麻黄石膏的配伍，陈士铎曾提出独特见解，他认为麻黄本属凉药，与桂枝相配伍才呈现温性。
虽说现今普遍认可麻黄辛温一说，但陈士铎之言仍有参考价值，其重点在于凸显麻黄和桂枝配伍的深层意义，对理解麻杏石甘汤助益颇多。
桂枝作为辛温之药，麻黄与之搭配，可激发辛温发汗之力；而石膏为辛凉之药，麻黄与它联合，药性便转为辛凉。有人听闻石膏大寒，心存畏惧，实则不然。
在《伤寒论》原方里，麻黄用四两，石膏用半斤，石膏用量恰为麻黄两倍（古时半斤即八两），后续虽配比有所变动，可石膏剂量始终不低于麻黄。
如此搭配，麻黄原本的温性大幅削减，且麻黄与石膏配伍使用，相较单用麻黄，出汗量明显减少。
地域差异也影响着药物反应，西北人服用麻黄，肌肤腠理致密，可能不见出汗；南方人则不然，因其肌肤腠理相对疏松，饮用后或许汗出不止。
《伤寒论》中的方剂，剂量调配暗藏玄机，即便患者有汗，仍敢用麻黄，正是得益于石膏的反向制约，且石膏用量双倍于麻黄，如此配伍，让药物各展其能。然而，时移世易，我们不能照搬古方。古人已逝，时代更迭，人的体质、环境皆有变化。
最后，再用上调和诸药，顾护脾胃的炙甘草。
以上就是麻杏石甘汤了，全方宣肺不助热，清肺不碍宣发，温清宣降协同，祛邪又护正气。
其方义可归纳为“麻黄开肺气，杏仁降肺逆，石膏清肺热，甘草缓肺急”，能解表清里，临床上还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