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学习《黄帝内经》的宏观理论价值与微观临床应用。
学习《黄帝内经》的意义，对中医学人来讲已是无需多言了。尽管对《黄帝内经》是否为中医学术唯一源头尚有不同之见，然《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之源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识。且与《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等一人一时之作的古医籍不同，《黄帝内经》最大的成书特点，不仅是其成书年代久远且历时之长，其著述参与者之众亦是史上罕见的。但也正因如此，《黄帝内经》中夹有谬误亦在所难免。然而瑕不掩瑜，《黄帝内经》问世后的2000年间其主导中医学术之地位仍无可替代。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帝内经》专家，王洪图教授，一生研究《黄帝内经》，认为中医“现在基本理论还是这个，基本没有变，不但没有变，而是研究越深越觉得它博大精深”而且“即使是中医药的现代化，也必须要基于对《黄帝内经》中的主要理论体系的整理和研究”。但是，这并非要人们将其作为教条去学，世上本无永恒的权威和理论，《黄帝内经》亦不出此。况且《黄帝内经》理论的权威性并未禁锢中医学术的发展，相反其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坚实基础。其主要原因之一，即是《黄帝内经》理论所具有的元性科学特征。
如在《黄帝内经》理论体系中既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之类的哲学思想；有“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之类的辨证论治之思维方式，还有五脏六腑、十二经脉之部位、走行和功能，以及“是动则病······”等具体生理病理功能之论述。但更多的还是思维指导性的理论。因此从总体而论，《黄帝内经》于中医学术的主要指导作用仍是宏观性的。而正是全书这种宏观性与元科学性的理论结构，使其在建立了中医学术思想之主体构架的同时又具有完全的开放性，而非固步自封式的理论体系。这就为后人留有继续研究和发挥的广阔空间。
也正缘于此，才有了《伤寒论》对《黄帝内经》热病理论的超越及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形成；有了金元四大家的实践和理论新说；更有了温病学对《伤寒论》外感学说的修正和补充，创新出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理论体系，而这些实践和理论上的创新也反过来不断地丰富着《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
当然，由于其文化思想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黄帝内经》之一些内涵尚未能完全合理的诠释和发挥，且精华与糟粕并存。因而，于临证实践中的逐渐解析和验证，则是去粗取精，探究其真正之学术内涵并发展之的重要方式。
（中医元科学：任秀玲教授认为“中医元科学研究，是研究中医药理论的形成、整体结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黄帝内经》之宏观思想当深究，而其微观之学术内容亦不可疏忽之，且要善于挖掘其内涵。如岳美中先生曾研究《黄帝内经》十三方之奇用，通过临床研究总结，将《素问·腹中论》中治女子血枯，经水不利之“四乌贼骨一藘茹（即今之茜草）丸”方，移用治一印尼妇人，因输卵管狭窄而婚后二十年未孕之病证，用药二月而得以疏通；
我国名老中医，广州的邓铁涛老先生亦善用《黄帝内经》十三方之“泽泻饮”化裁（泽泻、白术、鹿衔草）治疗湿浊中阻之眩晕证；还曾有报道，王洪图先生以《黄帝内经》之振埃之法治一每至秋冬即喘息28年之患者。病人发则百余日，至深冬方止，多年来入秋始便需大量服用氯苯那敏，其病甚可知，查过敏源阳性达数十项之多，舌红脉略数。王先生诊后辨为脾肺郁热，恶埃尘烟之证。治以清泻脾肺，用“振埃”之刺法，取天容、列缺、三阴交（均为双侧）、廉泉。留针20分钟，二诊即愈大半。
多年顽疾何得以如此速效？正是缘于王先生对《黄帝内经》之精学活用。振埃之治法《灵枢·刺节真邪篇》中有载“振埃者，刺外经（指行于四肢及浅表部位的经脉），······阳气大逆，上满于胸中，······喘喝坐伏，病恶埃烟，······取之何如？取天容”，“穷诎胸痛者，······取之廉泉。”此类病证遇粉尘即病或甚，而《黄帝内经》之法恰如振去埃烟矣。
王先生这一妙手之治告诉我们：学《黄帝内经》不仅要领悟其宏观之学术思想，还要善于从宏观世界中淘微观之金。当然，对这些微观之学的研究，不应止于一方一法之应用，而是究其合理的学术内核，“小题大做”而拓展之。
有些年轻中医学人觉得《黄帝内经》理论对于解决具体的临床问题似乎指导作用不大，笔者亦曾有过类似之感，究其实质还是尚未学透。虽然《黄帝内经》很少告诉我们哪一种病证应当如何治，用什么方药。但是我们在临床实践活动中，却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其思维方式的指导。
如果我们能主动地运用其学术思想指导实践，就会发现其宏观之中蕴藏着许多微观之“金”。有些理论之实质其实是很具体的，如果注意结合临证挖掘将很有助于临床思维之创新及提高临床疗效。因此，除了课堂系统的学习之外，结合临证特别是结合某一专题，或以此专题为主线，联系相关内容来研习，就可能更深层次的理会和掌握其学术内涵，并能促进发现新的病机理论。
例如，糖尿病的中医病机理论中阴虚燥热观一直沿袭着主导地位。然笔者针对糖尿病传统病机理论与现代病人多肥胖，多痰浊之病机变化难以相应之问题，结合临床深入探究《黄帝内经》中脾瘅与消瘅之“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和“其气上溢，转为消渴”（《素问·奇病论》）之病理内涵，认识到“五气之溢”“津液在脾”之变实为水谷虽得受纳但脾失散精所致。
而水谷不化精微，瘀积于内，反生浊热扰及血分，并由浊转毒而损伤诸脏腑经络。并通过对浊毒与现代医学糖尿病糖毒性和脂毒性之病理相关性的研究，提出了脾瘅（糖尿病前期）之“脾不散精”和消瘅（糖尿病阶段）“由浊转毒”之中医病机观，并总结出糖尿病之“化浊解毒”新疗法和方药，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可见，结合不同的专题或某一病证的变化规律来探索《黄帝内经》的科学内涵，不仅有益于学习和掌握《黄帝内经》之经义，还对于挖掘《黄帝内经》之深厚内涵，发展中医学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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