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病的态度，毛主席指示：“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毛主席这段话，是对病者的指示，同时也是对医生治病的指示。
医生对急性病，要有胆有识，迅速地抓住现证特点，迎头痛击，因势利导，以解除患者病痛。对于慢性病，则要有方有守，辅助机体慢慢生长抵抗力，以战胜疾病。
因为急性病多属六淫时疫所致，变化较多，尤其是风火阳邪，慓悍迅疾，焚毁顷刻，治之宜准、宜重，即所谓要有胆。但胆须从识中来，有胆无识，措施往往是盲目的，必至于鲁莽偾事；有识无胆，畏怯不前，必至于贻误病机。识是胆的指导，胆是识的执行，眼明而后手快。
唐朝医生孙思邈说：“胆欲大而心欲小”。
意思也就是既要有敢想敢干、当机立断的精神，又要小心谨慎，周密思考。不可墨守成规，又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大忌主观武断，才能很准确很及时处理好急性病。
但有胆有识，必须具有治疗急性病的基本功的素养和实践的锻炼。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历代温热家的名著，尤应熟读精研，不但要继承前人的经验，还要很好地学习当代各种先进治疗经验，在实践中加以验证提高，达到明辨证候，缜密处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临证指挥若定。
清朝医生吴塘说：“治外感如将，兵贵神速，机圆法活，去邪务尽，善后务细”。
“神速”非有胆莫辨，“法活”非有识不能，而“务尽”、“务细”又非胆识兼备不可。又如何做到呢？
我常体会古人在治急性病的紧要关头采取的措施，有：“急下之”、“急温之”的处理，“急”字之义，应包含着有胆，同时在“下之”、“温之”之中，应包含着有识，方剂中白虎汤、大承气汤、大陷胸汤、大剂清瘟败毒饮、附子汤、四逆汤、干姜附子汤、桂枝附子汤等，都是猛剂峻剂，必须认准证候，掌握分寸，既不可畏缩不前，更不可孟浪从事。所谓“桂枝下咽，阳盛则毙；石膏下咽，阴盛则亡”。
医生投药，关系至重，在有胆之下，不容不加以高度的警惕。“回头看痘疹，走马看伤寒”，这两句话充分地说明了治疗急性传染病要掌握住时间，因为时间稍纵即逝，转瞬就会失去治疗的机会；同时也说明了若没有足够的过硬基本功，不认得这一短暂时间的病机变化，而粗心处理，是会治错治坏的。胆小和颟顸会坐失时机，而放胆和心粗，更会误人杀人于顷刻。
明朝医生张介宾说：“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若新暴之病，虚实既得其真，即当以峻剂直攻其本，拔之甚易。若逗遛畏缩，养成深固之势，则死生系之，谁其罪也。”
这段话是说治疗急性病必须有胆有识，否则将贻害无穷。
至于慢性病的治疗，不但有方，还需要有守。朝寒暮热，忽攻又补，是治杂病所切忌的。
有人问，杂病虽多，概括起来，不外气、血、水、虫等方面，应当识破它的本质，抓住它的特征，药随证转，有的放矢。若呆呆守方，不怕陷入本本主义，贻误病人吗？
是的，扁鹊曾说：“人患病多，医患道少”。疾患虽属慢性，而夹杂掺合，在所难免，辨证论治，难囿一隅。主次矛盾，常多转化，随机以赴，又何可拘于一方一药。
但我所谓有方有守者，是在辨证后，或是痰得豁，或是虫得驱，或是滞气得疏，或是瘀血得活，只余元气待复；又或是伤寒温病与大失血之后，气血待补；亦或系慢性传染病，如肺痨、大麻风等，或现代医学之肝硬化、慢性肝炎、慢性肾盂肾炎、慢性肾炎等，病情若相对的稳定不变，审证既确，当守方勿替。
一些慢性病，都是由渐而来，非一朝一夕所致，其形成往往是由微杳的不显露的量变而到质变，其消失也需要经过量变才能达到质变。应当知道，在慢性病量变过程中，病势多相对稳定，不仅医生观察不大出，连病人本身也没有多大感觉。一个对症药方，初投时或无任何效验可见，若医生无定见，再加上病人要求速效，则必至改弦易辙。但这还不会有大妨害。
最怕的是，药已有效，就是还未显露出来，正在潜移默化地量变阶段中，倘一中止药方，或另易它方，不仅前功尽弃，还恐怕枝节横生，甚至造成另一种疾病。
当然，非必死疾患，患者本身又有自然疗能，经过一段时期与疾病的艰苦斗争，也有痊愈或延年的。
古人治疗慢性疾患，在医案中常常见到三十剂而愈，五十剂而愈，甚至百余剂而愈的记载。表面看来，似乎迟缓颟顸，驽骀十驾，有逊于骏足千里。实际上，非有卓识定见和刚毅的精神，是不能长期守方的。就治病来说，对久虚积损之证，药投三数剂，即立冀有效，也往往是不合逻辑的。
曾记得早年，我在山东菏泽时，对治疗慢性疾患，急于求功，成绩不够多也不够好。一位名老中医临证富有经验。我在旁留心看他治疗慢性病，疗效很好。一年以后，我请他传授给我一些秘诀奇方，他笑了，接着说：“那里有什么秘诀奇方，您不是经常看到我临证的处方吗？”
我听了猛然觉悟过来说：“是的，您老先生治疗慢性病的处方，除掉一般的调气理血、滋阴温阳的几个寻常方剂外，并未见到有什么奇方妙药。那末，怎么就会有那样多那样高的疗效呢？”
他又笑着说：“治疗慢性病，除掉先认识到疾病的本质，再辨证准确、遣方恰当以外，‘守方’要算是第一要着。”
自此以后，我才明白了“有方”，还要“守方”，对慢性病的治疗，比较能掌握分寸，获得一些成绩。
近年在中医研究院工作，曾见到蒲辅周老医生治疗“习惯性”感冒的病人，患者一触风寒，即鼻流清涕，打喷嚏，周身淅淅恶风，翕翕发热，兼有其它慢性疾患，一受感冒，在治疗上即碍手治其它的病。
蒲老医生先为他治疗“习惯性”感冒，开玉屏风散，总量九两，碾成粗末，分作三十包，每日服一包，水煎，一日分二次服下，一月后患者感觉好大半，又为其开一料继服，两月后虽冒风触寒，亦毫不再发。因回忆到我也曾用玉屏风散预防过“习惯性”感冒，大剂服用二、三剂，服后胸闷鼻干，感冒虽暂止，五、七日又复如初。
常思索这里的缘故，是不是“习惯性”感冒，属于卫气无力捍御外邪，要想改变体质，必需由量变才能达到质变，决非一两剂药所能收功？这里蒲老医生小量长期使用玉屏风散，看来虽平易，可是不细心虚心学习，是做不来的。
从以上叙述可知，医生治疗急性病，既要有胆，又要有识；治疗慢性病，既要有方，又要有守，方能收到预期效果。而要能做到“有胆有识”、“有方有守”，则必须对中医理论熟读精研，同时必须多临床实践，并经常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不断地提高治疗急、慢性病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