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心悟
余弱冠时初涉医苑，迄今越五十春秋，细玩医史，笃信千年杏林，唯理法方药，古今合一，最为重要。
今不揣浅陋，潜作心悟云：一为医理赖勤求博采；二为医法须兼收并蓄；三为医方必随机应变；四为医药应丝丝入扣。
一、医理赖勤求博采
渊博的医学理论知识是治疗疾病的基础，也是历代名医创业之本，如张仲景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华佗之“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孙思邈之“青衿之岁，高尚医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李时珍之“渔猎群书，搜罗百代；”
而清代以来，论及勤求，要数徐灵胎的自述最为感人：
“终日遑遑，总没有一时闲荡，严冬雪夜，拥被驼棉，直读到鸡声三唱，到夏日蚊多，还要隔帐停灯映末光，只今日，目暗神衰，还不肯把笔儿轻放。”
说到博采，当推叶天士的论述最为精辞：
“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灵敏，读万卷书，而后可济世。不尔，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
显而易见，要成为一代名医，没有深厚扎实的医学理论是不行的，而医理的获得，无论是寻师访友，还是闭门阅读，无论是潜心钻研，还是勤奋实践，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那些只凭一时热情，走马观花式地读点经典著作，而言“医道已了”，或贪走捷径，只会背诵几句汤头歌诀，便谓“天下无病不可治”的人，没有一个会取得成果的。
二、医法须兼收并蓄
中医学派林立，内容丰富多采，而各派观点，大都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经验总结，并且相互影响、渗透、发挥和补充的。但是后世医者，颇多机械地继承流派，宗东垣补脾者则诋丹溪滋阴，宗元素寒凉则斥子和攻下，入主出奴，各执成见。
以至宗东垣者，虽遇阴虚发热，仍投参芪甘温之品；宗丹溪者，虽遇阳虚发热，亦必投地冬寒凉之剂。
此实非东垣、丹溪误人，乃是不善学者自误而误人也。
当今，现代科学昌明发达，通讯交流迅速，更不宜偏拘一偶，固守门户之见，应当对各家学说的历史根源和现实作用进行全面分析。如此，则辨证施治，左右逢源矣。
三、医方必须随机应变
两千多年来，历代医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验效方，实为宝贵之财富。但是，随着沦海桑田屡经变迁，其社会之环境，人体之禀赋，却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墨守成方，企图以不变应万变，是违背历史辨证法的。
纵观历史，张仲景创立之许多方剂，不愧是中医界沿用之瑰宝。然而，后代在运用中还要通过“问难”来进一步说明药物产生的反应是什么，用何种办法处理等。
许叔微也明确表示过：我喜欢仲景的书而且理解它的内容，然而不曾完全照搬过他的药方。唐代医圣孙思邈也说过：学古不泥古。
学外国不抱成见，学今人旁搜囊括，重实践化裁创新。正是基于这种不断发展的认识论，温病大家叶天士先生才敢阐发《外感温热论》，创卫、气、营、血辨证，弥补了《伤寒论》的不足，挽救了千万生灵，免受温病之戕害；吴鞠通才能推出“银翘散”“桑菊饮”与“桂枝汤”“麻黄汤”相媲美。
所以，历史上的“经方”与“时方”之争，虽各有一定道理，但难免产生偏弊，举其显者：风温上受，经方派妄用麻桂；寒气客表，时方派反用桑菊；其南辕北辙，祸害之烈，可以想见。
其实，无论是经方还是时方，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都有其局限性，其肇始者不过是示人以大法，以启迪后学知常达变、举一反三而已。如果死搬硬套，反是违背了先贤之本意。
四、医药应丝丝入扣
历代医家在明达理、法、方的前提下，十分重视每一味药的运用。
徐灵胎譬之为“用药如用兵”，强调“选材必当，器械必良，克期不愆，布阵有方。”并针对当时医者偏面地认为“五味子乃仲景治嗽必用”及有些人滥用桔梗的情况，明确指出：
“古方之用五味子必合干姜，一收一散，以治寒嗽之症，嗽方中多用桔梗，桔梗升提，甘桔汤中用之以载甘草上行，治少阴之咽痛，治嗽宜消降之法，非宜服者，往往令人气逆痰生，不得著枕。”
临床证明，有时方中少用或误用一味药，也会产生偏弊和谬误。如现代用建中法治疗溃疡病不用饴糖，实际上失去了甘温补中的作用，也就不成为“建中”了。
又据广东《新中医》杂志报导，某医按照现代医学关于川芎具有扩张血管，降低血压的认识，用来治疗高血压的主药，结果病人服药十剂后，竟感头如冒火，用毛巾沾冷水擦额方舒，恰恰是忽视了“川芎”之性辛温，主中风入脑之说。
可见，医药所遣，人命攸关，虽人参甘草，误用之害，皆毒药之类也。有志成为当今名医者，焉可忽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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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中医书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