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初预定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迟迟未见踪影,直到5月11日才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全国人口总数达到141178万人,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7206万人,增幅为5.38%。
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七普”总人数和2020年人口数虽然仍在增长,但从总数中看出的人口结构和趋势,却让民众对中国当前的人口现状和发展前景感到焦虑。造成焦虑的原因不难理解,根据人口数据,我国正面临深度老龄化的挑战,出生率也持续下滑,这些问题都是第一次在普通公众面前展现,公众也第一次意识到我国可能走向日韩等国的老龄化困局。
“生育自由”是个空洞的概念
在这次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透露的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处于低水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认为,这次公布的总和生育率3明显偏低,而且未来回升的难度也很大。
支振锋向健康界表示,在如此低的生育率面前,再提所谓的“生育自由”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任何绝对的生育自由,无论在哪个国家,公民的生育意愿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人口迅速增长、人口与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加剧的问题,我国逐渐建立了以生育调节为核心的计划生育制度。这一制度以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为目标,具体实施的是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节育措施。
但是支振锋同时向健康界指出,在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的人口发展也进入了深度转型的阶段。现行的生育制度下以避孕节育为主的计生技术服务体系,已经不适应当前的人口发展形势,人民群众生儿育女面临诸多困难和顾虑,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考虑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
但是生育政策未来该如何调整却众说纷纭,有意见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从1982年开始就在宪法中有明确规定,其中宪法第25条更是明确规定国家实施计划生育。因此有声音就认为,如果宪法相关条文不进行修正,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空间不大。
对此,支振锋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我国宪法只规定了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并没有规定公民应该生育几个孩子,而且计划生育政策也不仅仅是限制生育,未来某一天我国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属于计划生育。”
应加强妇产科,提高适龄夫妇生育意愿
鼓励生育的前提是我国生育的环境应该逐步改善,否则我国适龄生育夫妇对于生育和抚养子女的事情只会退缩不前。事实上,目前我国的新生儿出生数量已经很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人,已经是历年最低。
这种出生人口逐年减少的现象之前也有年轻医生在网上抱怨,说自己所在医院的妇产科和儿科的收入下降,在医院中的效益不如以前,而且这种现象是出生人口下降造成的,现在这种现象也得到了真实统计数据的证实。
支振锋向健康界说,妇产科和儿科的经营收入下降,在医院中的效益不如以前,这是出生人口下降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支振锋却把这种现象的出现看作是妇产科和儿科进行改革的机会,从而提高适龄夫妇生育意愿。
支振锋说:“为了吸引育龄人口进行生育,医院应该加大对妇产科和儿科的投入,优化孕妇产检流程、减轻产检负担。” 支振锋还建议,继续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进行更加系统、综合、全面和根本性的修改,制定人口与生育公共服务保障法。